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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第1學期-1970 暴力、屠殺與現代性 課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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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教師

黃宏昭

教育目標

在種族、宗教和生存競爭的諸多因素下,人類的集體屠殺和迫害,歷史不絕。讓屠殺成為當代問題意識,構成人類集體創傷和無盡反思的無疑是納粹滅絕猶太人的大屠殺事件。這場大屠殺做為不可漠視的歷史重大事件,正在於它的獨特性和常態性,獨特性在於屠殺規模最大,最迅速徹底;常態性在於屠殺得以遂行的條件正是我們文明的一部分,存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當代著名社會學家Bauman一針見血指出,從運作過程來看,大屠殺的根源正是人類的理性和現代性,就是我們據以生活的文明。現代性弔詭的成為大屠殺的歷史條件,也開啟了大屠殺的本質及其與文明、理性、現代性關係的思考。如果大屠殺是我們的文明和現代性的結果,何以致之?人類又如何避免屠殺的發生?現代性的屠殺又會讓人類處於什麼樣的生命情境?   這些問題的思考,要從納粹大屠殺再拉回當下政治情境。當代的種族淨化和宗教屠殺仍不時見諸盧安達、波希尼亞、阿富汗、伊拉克等國家發生的戰事,而戰爭與反恐霸權帶來的難民營/戰俘營/拘留中心的法律虛空狀態,則使得這群人處於不受法律保護的生存狀態。拷問刑虐的濫施、不人道待遇成為常態作為,構成一個無法可管的領域。這說明了國家主權暴力對內部敵人/外部敵人,對身體/生命的殘虐對待。針對這些現象,義大利當代思想家阿岡本(Agamben)延伸傅柯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概念,透過納粹集中營的分析,視集中營為生命政治化的體現,展現在主權構作出的例外狀態,並藉以製造出不受法律保障,被剝除公民資格,任人宰割,且不構成犧牲獻祭條件的受譴咒人(homo sacer)的裸命情境。這種例外狀態在當代則成為一種常態或律則,形成例外統治,國家暴力透過主權得以隨時決斷出受譴咒的人,召喚出任人宰割的裸命,就像德國威瑪時代卡爾賓丁(Carl Binding)為種族屠殺埋下的信條:可以任意消滅一切「不值得活的生命」一樣。而我們都處在潛在的例外狀態中,隨時有成為裸命的可能。這使得當代社會成為另一種集中營,我們活在集中營的邏輯中(logic of camp)。集中營做為主權—生命政治的範型乃成為阿岡本當代社會的主要意象。此外,當代重要的女性主義思想家Butler回應阿岡本的例外狀態和裸命的思想,藉Levinas的說法提出脆弱不安生命(precarious life)的概念,以反思當代國家或集體暴力的現象以及人的生存處境。

課程資訊

參考書目

Arendt, Hannah,《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記實》(台北:玉山社,2013)
------------,《極權主義的起源》(台北:時報出版社,)
Bauman, Zygmunt,《現代性與大屠殺》(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
Butler, Judith,《脆弱不安的生命:哀悼與暴力的力量》(Precarious Life)(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3)
Chirot & McCauley,《為什麼不殺光:種族大屠殺的反思》(Why not kill them all?)(北京:三聯)
Fisher,《德國反猶史》(The History of an Obsession)(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
Friendlander, Henry,《從安樂死到最終解決》(The Origins of Nazi Genocide: From Euthanasia to the final sloution)(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
Jacoby, Russell,《殺戮欲》(Bloodlust)(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Keane, John,《暴力與民主》(Violence and Democracy)(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
Mann, Michael,《民主的陰暗面:解釋種族清洗》(The Dark Side of Democracy)(中央編譯,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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